大写的“人”下篇
发布日期：2010-11-15 来源：农业科技报 作者：牛宏泰 点击量：
根据这一线索，他又夜以继日地进行分析试验，发现在我国广泛分布的苦楝和川楝树皮中都含有川楝素，均表现出较好的杀虫活性，且效价很高。对比试验也表明，川楝素和印楝素相比，杀虫效果虽然差些，但作用速度比较快。
这一结果让他兴奋不已！
人逢喜事精神爽。一份运用川楝提取物研制新型植物杀虫剂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很快从他的笔尖流淌而出。导师赵善欢院士看后，喜忧参半。喜的是川楝素的探索取得了巨大进展，忧的是苦楝和川楝虽在我国南部尤其是大西南广为分布，但实际上到底有多大的资源量，不得而知。要从川楝树中提取川楝素，必须剥取川楝树皮，而树没有了树皮，也就无法存活，这就意味着伐木毁林。如何克服由此给生态平衡造成的影响？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带着这两个关乎这种植物源杀虫剂前途和命运重大问题带来的巨大压力，张兴踏上了云、贵、川一带进行实地考察的征途。
这是一次十分沉重的旅行！
他的大脑和双眼，在白天里全部开动了起来，而大脑每天还要运转到深夜。当他惊奇地发现沿途各地山丘、沟岔里，到处都是楝树的海洋时，蕴藏量之大令他激动得有些颤栗。当地政府领导无不自豪地说，制造农药所需要的楝树皮用量，在这几个省是微不足道的。只需将当地老百姓砍来当柴烧的那些树皮剥下来就足够了。但他仍不满足，仍然觉得这个理由不能最终令人信服。当他深入楝树林区踏勘时，森林工作者和当地群众的一席话，彻底打消了他和导师的忧虑。因为楝树在平川地带是高大乔木，而在山区则呈现半乔半灌状态，且楝树是速生树种，在山区属于薪炭林，今年砍一棵，明年会长出一丛。只需两年就能长到3米多高，这样就可以轮番连续砍伐。
当他和一位经济学家就此问题展开讨论时，经济学家又从经济理论上说服了他。这位经济学家告诉他，在经济规律支配下，有价值的植物会越用越多。因为当这种植物或树种变得稀少、名贵时，大规模的种植会自动开始。张兴被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深深折服了。
带着对大西南崇山峻岭考察后的喜悦和收获，张兴返回华南农大，当师生们看到他时吓了一跳，又黑又瘦的他差点儿让大家认不出来了！大家见张兴苦累成这样，忙劝他好好调养几天。他口头虽答应着，心里却想着当天晚上就“开夜车”。可谁知就在这天夜里，刚刚忙完工作，他就突然晕倒在地上……
后来他终于醒了过来，发觉怎么这么冷，用手一摸，怎么有水？他还以为自己尿床了，后来才发觉自己倒在厕所里。回到住处，照镜子一看，才发现自己满脸是血。原来他晕倒时右脸面被厕所的磁砖墙刮破了，掉了一大片皮。
次日，导师和同学们到医院看他，他用微弱无力、颤颤抖抖的双手，递给导师一份调查报告，然后将这次出差节省下来的100元钱交给一位师弟：“眼看家里要收秋了，没有钱就无法雇人帮忙，到手的收成会眼睁睁烂在地里。请你帮忙速给我家里寄去。”听到这话，在场的师生们个个眼圈都红了。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张兴当时的工资是75元，他每月得给家里寄25元养家糊口，剩余的50元钱全买当地最便宜的面饼，当时每斤已涨到2.6元，这50元钱全用于买这种面饼，也买不到20斤，平均每天不到7两粮！这对于一个青年来说，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张兴就只有“进一步勒紧裤带”这一条路可走……当然，他能熬到毕业，也少不了华南农大老师和朋友的支持、关怀与帮助。
没等病完全好，张兴就出院投入紧张的研究之中。由于脸受了外伤，因而他好多天无法出门，只好整天呆在实验室里干事。
通过大量试验和观察，他对昆虫学家的结论愈来愈钦佩。昆虫对自然界和人类有造成危害的一面，同时也有有利的一面。植物的养分、汁液引诱着昆虫，而昆虫在取食的同时又帮植物传花授粉甚至携带植物种子大量传播。无数植物在遭受昆虫为害后，还会因生理状况的改变而形成对自身损失的补偿，甚至会因受到刺激、损伤而生长得更加健旺。另一方面，人类对有机剧毒化学农药的研究和使用，不仅会对人类造成直接危害，而且会对自然和人类造成污染、致毒、致病甚至致死的不良后果，并且破坏了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这种共生共栖现象，使张兴的思路更加清晰，思维更加活跃。他在思考着一个全新的命题——如何让昆虫既不快速死亡，又不会给自然和人类造成危害。
沿着这样一条与众不同的思路，张兴开始向一个新的巅峰攀登。川楝素的生理生化特性、毒性毒理、治虫效果、增效配置、生产工艺、效价比较、制造成本……他都一一认真探索，终于发现，川楝素粗品比纯品效价还高！这一下可解决了大问题，提高效价和降低成本一举两得！更为宝贵的是，他夜以继日的实验，共筛选出200多种化学物质，找出了有用的增效剂！
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新型植物源农药是无公害的。它只破坏害虫的中肠，引起组织病变，阻断其中枢神经，导致虫体麻痹、昏迷，使其生长发育受到抑制而逐渐死亡，或在蜕皮变态时形成畸体，但不会致死。这就十分符合生态学家的观点。
1988年12月3 日，是张兴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是他的博士论文《川楝素制品对菜青虫生物活性的影响》进行答辩的日子。面对学术界前辈等答辩委员的严格挑剔，他侃侃而谈，时而引经据典，时而列举数据，时而照片说明，时而实物作证。7位答辩委员和数十个旁听人员听完他的陈述和答辩，一个个兴高采烈，7位答辩委员挥笔签署了一个凝重而满意的字眼：优秀。
一个月后，张兴又不失时机地举行了小试鉴定会，专家一致评价为“国内首创”！
起初，他还真有点不大自信。可当他的论文发表后，他才从世界各地寄来的100多封索寄论文全文的信件和论文在国际同行中引起的震动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面对即将返回西北的得意门生，赵善欢教授知道继续直接挽留张兴已不可能。前后10年师生关系，他早已熟悉了张兴对大西北苦楝树下那广袤的黄土地的深厚感情——这也是他最看重的一个方面。可他并没有放弃对这个高足继续挽留的决心和信心，而且早在一年前就埋下了伏线。
那是1988年上半年，赵教授趁张兴只顾专心作实验室内外杀虫效果试验分析和测试，无心他顾之机，再次通过农业部协调，一心想直接通过上层调张兴到华南农业大学工作。农业部领导满口答应。
西北农业大学接到农业部领导的指示，校党委书记刘光华亲自出马来到华南农业大学，通过与张兴面谈，得知张兴仍然不愿留在华南。原因是华南农大农药研究力量与基础仅次于当时的北京农大，并且研究水平与北京农大相当，而西北农大当时算上张兴，总共才两个人。张兴之所以不愿留下，主要是考虑西北农大农药学学科发展需要他回去。党委书记很受感动，见张兴在华南生活状况确实清苦，回学校后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由西北农大给张兴每月27元生活补助，并与农业部领导交涉，坚决不放张兴去华南。
农业部领导见是这样一个局面，只好再次出面协调，两校再次签订了一份专门针对张兴的合同。
为了使张兴能尽快取得较大的突破，赵教授还一再催促、支持张兴申请当时的国家教委优秀青年教师基金项目，从事西北地区植物杀虫剂的研究。张兴的《西北地区植物源农药的筛选》获得通过，并获得项目资助资金7.2万元。虽然现在看数目不大，但在当时算是大项目。因为那一批项目中，涉及农业的，全国总共只有6项。张兴与导师商量后，给导师那里只留了2万元，其余5.2万元带回西北农大，并向导师拍着胸脯保证：3年后给恩师报喜！
心情非常不好的导师又与张兴进行了一次长达整整一个上午的谈话。谈话中，赵教授给张兴“约法三章”：一是45岁之前不要从政；二是得干实业，实业与专业结合。理由是，“在我所有的学生中，目前看，只有你是干实业的料”；三是要与西北农大的同行好好合作，把西北农大的事情干好，使之成为中国北方农药研究中心。
张兴一一回答了恩师的“约法三章”。不仅45岁以前不从政，可以说自己从来都没打算从政。这一点，请老师放心。专业与实业结合，这是自己的最大心愿，会不惜一切去努力。这一点，也请老师放心，3年内保证建一座植物农药厂。至于办中国北方的农药研究中心就比较困难。因为有北京农业大学，他们研究阵容强大，基础雄厚，办农药专业历史悠久，和他们相比，自己恐怕不行。如果说办成西北地区的农药研究中心，经过一番努力，倒是有可能的。
赵教授沉吟片刻：“这个，你当然得努力。但我说的第三条，你不能有任何松懈，要努力争取！”
宝剑锋从砥砺出
头戴博士头衔、身揣小试鉴定证书和5.2万元研究项目资助金的张兴，一回到西北农业大学，顾不得享受和全家人终于团聚（他爱人和孩子均已由农村将户口转到西北农大，但却没有安排工作，老母亲也由农村搬来和他们一起住了）的喜悦和家的温馨，也顾不得侍奉多病的老母亲，更顾不得分心于家庭琐事，日日夜夜泡在办公室里设计新型无公害农药的生产工艺和流程，一心想尽快完成川楝素工业化生产的中试工作。
当时他回来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因为他被任命为兼职的科研和研究生秘书，办公室被安置在系主任的办公室里。他借了一张书桌、一个文件柜，前后在系主任办公室里坐了近两年。
当时西北农业大学公共用房确实紧张，为了要一间办公室、一间实验室，他“把腿都跑细了”，但还是没能要到。眼看给老师拍了胸脯的3年时间就要到了，自己有天大的能耐却无任何办法施展。面对自己“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处境，他没法不心酸。
当导师赵善欢教授从他打去的电话中得知这一情况，暗暗高兴，同时告诉他：“当时留校，你是首选，你没有留。你的某师兄弟留下了，已经被我们学校直接聘任为正教授了，他的爱人和孩子的工作也安排了。现在正在办出国读博士后的手续。”
听到这些，张兴有点黯然神伤。他听出了导师的话外音。他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打了个问号。这在以往，是不可能出现的。
见张兴电话中半天没有声息，赵善欢教授似乎察觉出了“情况”：“我这里的大门永远对你敞开着。”张兴无言以对。这个从来都不肯对任何人和任何事低头的汉子，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时隔不久，华南农业大学人事处来了一位处长、一位植保学院院长，到西北农大来“挖”张兴了。当时两个处长没有见张兴，而是直接找分管人事工作的一位副书记。这位副书记一听他们是来“挖”张兴的，毫不含糊地说：“要吃要喝要玩，怎么都行。想挖人，门都没有！”华南农大来的人坚持住在西北农大宾馆长达一周之久，大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劲头。可直到最后也未能成功。这是张兴事后才知道的。因为这段时间，他在找当时的校长张岳教授申请实验室用房。张校长虽然没能直接给他，但给他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他如获至宝，立马与有关部门联系，拿到了这间实验室大门的钥匙。进室内一看，还有几件设备，虽然坏了，但修理修理还可以用。这下他可高兴坏了，立即与助手王兴林一起，向学校有关方面申请获得批准，建立了“无公害农药研究小组”，着手新型“无公害农药生产”工艺研究。
然而，从科研成果到工业化生产，往往是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最艰难、最漫长的阶段和关口。有人称之为“瓶颈”。众多专家研究认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转化速度慢，大多是由于这一阶段难以度过，这一关口难以突破。
张兴却不信这个邪，他以他特有的方式，展开了全方位的冲刺。可是，各种困难和问题也纷至沓来。
首先碰到的，是他好不容易才要到的这间实验室，却有人来索要了，说是这个实验室他们要了很长时间了，学校有关方面早已答应给他们，所以现在应当归他们使用。
张兴找当时的有关领导，结果还是挡不住别人的索要。他横下一条心，不予理睬，硬着头皮坚持“占据”着这间实验室不让。为此，他遭受到各种“围攻”和“报复”。但他不管不顾，只是埋头进行着无止境的研究，跑遍了大西北的平原和山区，采集、筛选了700多种植物样品，为后来的扩大植物农药品种研究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其次是吃饭问题。全家5口人，仅他一个人每月119元工资养活，在上世纪90年代，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他拿出老办法，节衣缩食。每天早晚只喝稀粥，吃几个馒头，一碟咸菜，中午一碗面条。当时知道他家生活底细的人都把他称作“白菜泡面专业户”。就靠这点热量，他每天坚持工作17个小时以上，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可这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他就动员妻子和两个儿子帮他干活，后来有人告诉他可以雇临时工，他才恍然大悟，让妻子干起了临时工。但仍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只好抹开面子到朋友处借贷。
看着这种状况，妻子不得不动员他“出去挣钱”。他反问妻子，教师都出去挣钱，谁来搞教学，谁又来搞科学研究？妻子抱怨家里的日子过不下去了，长期这样借下去，到头来拿什么还？妻子还说，已经辍学在家的大儿子已下定决心要去广东打工谋生了。
其他的，张兴倒容易忍受。一听说儿子见家庭困难要外出打工，就禁不住一阵心酸。大儿子自小随妻子在农村，生活十分清苦，自己没能尽到作父亲的责任。由于家穷，大儿子产生了自卑心理，在学校里常常受人歧视甚至辱打，课程学习也越来越赶不上了，只好辍学在家。他作为父亲，很少替儿子着想。当时时语说“穷不过教授，傻不过博士”，不幸的是这两个“头衔”自己全摊上了。他苦苦思索了大半夜，自认为无力为儿子作出更好的选择，只好决定让儿子出去闯荡，临行给儿子200元钱，叮嘱儿子：“若是混不下去，就早点回来。”
生活的困顿虽也难熬，但毕竟不像科研经费那样难找，也不像科学研究那样难搞。为了多争取些研究经费，他申报了1990年的霍英东教育基金，却因科研多，教学时数少，教学工作量不足而未能获准。
有人瞅准了这个机会，找上张兴的门来，要买他的研究成果，一开口就出价7万元。他丝毫不为所动。可到1991年年底，他带回的那5.2万元课题费，花得只剩下2角7分钱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正在他犯难之际，出外打工时间不长的大儿子寄回两千元和一封信。信中说，他在广东一切都好。寄回的两千元是让家里买电视机的。多少年了，家里没有电视机，好羡慕别人家里都有。不能再让妈妈和弟弟受委曲了……张兴当即用儿子寄回的这笔钱买了一台电视机。晚饭后他打开电视机，让过年一般高兴的妻子和小儿子看电视节目，自己却一头冲进校园黑漆漆的夜幕中……
这一夜，他无心去他天天都必须去的办公室，也无心去每天必去的实验室，而是在夜色浓重的校园中漫无目的地散步，一声声脚步，是那样的沉重……
从第二天起，他开始为筹措科研费到处奔波，还效法儿子的办法，走出校门到有关农药厂搞技术承包。不久，他成了“大款”，手里握着几十万元的资金，又是添设备，又是扩大试验和研究……
在试验研究一开始，张兴曾采用以粗粉代替纯品的办法，一下解决了提高效价、降低成本的问题。但要想使之成为千千万万普通农民乐于承受、乐于施用的大宗农药，价格仍然是比较高的。他认真分析了川楝素提取过程中的所有环节，尤其是细节，觉得酒精提取这个环节所占费用最大。用什么东西能替代酒精进行提取且费用最低？一提出这个问题，一道灵光闪过他的脑际，他首先想到了水。经过反复试验，他终于成功地解决了以水代替酒精提取川楝素的问题，制造成本一下子大大降低！
一道难关刚刚越过，又一道难关接踵而至，直向他索要“买路钱”。这不，用水提取川楝素的问题终于解决的兴奋还未在脸上停留多久，脱水的问题又使他锁紧了眉头。用电加热烘干脱水，是个好办法，但刚刚降下来的成本又会翻上去。而且如果不能及时脱水，其有效成分将会被水解，其有效期就难以维持两年！
难，难，难，真是难。但他不畏难，而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又经过艰苦的探索，他采用真空脱水法，又顺利地越过了一道难关。
就这样，他一路“斩将夺关”，又先后攻克喷雾干燥、配方试验等一个个难关，向最后的胜利作更加勇猛的冲刺！
胜利在向他招手！
正在这时，又有人上门来买他的技术成果，开价15万元。他仍不为所动。没想到，风言风语来了，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什么张兴“发财了，成了富翁”，什么“经费来源及使用情况不明” ……听到这些话的那天，是个星期四。那天晚上整整一夜，他都愣怔怔地呆坐在办公室里，心如潮涌，一直持续到星期五，仍难以平静。星期五晚上，他一个人仰卧在西北农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看着满天繁星，思前想后，一直到凌晨2点多钟，直到在浓湿的草坪上朦胧睡去……
星期六晚上，他带着妻子，叫了几个学生，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学校举办的舞会大厅，让学生教妻子跳舞，他自己则默默地坐在一边，“认真”地观看，为大家看守衣物，其实是任那喧嚣的有节奏的舞步音乐声和舞者的脚步声猛烈地冲击自己的耳膜，不知不觉间，他竟然睡着了……
张兴原本不打算公开自己的这点小秘密。他觉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在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奋斗时作一个无名英雄。他不仅仅难过别人不信任自己、不理解自己，同时也对是否公开自己的这点小秘密拿捏不定。
关于经费的议论越来越多了，张兴迫不得已，坦诚地拿出一个账本，许多人看后无不唏嘘感慨，也无不翘起大拇指。原来，在当时不少人纷纷从事第二职业、竞相“下海”的大潮冲击下，张兴却把自己所挣的钱全用于实验室建设和科学研究，累计金额达20多万元！他的家庭生活那样清苦，他却从来不舍得拿出一分钱给家里花……
就在他凝神苦思、煞费苦心之时，他的身体也乘虚而入和他作起对来了：夜间经常呕吐，人也消瘦了许多，好多次晕倒在实验室里……人们每次送他去医院，他人虽然在病床上，心却在工作上，每次都是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再也不愿在医院多呆一分钟。
他的这种“全方位冲刺”还包括同伴及其家庭的各种各样的“工作”。
王兴林是他最早也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为了无公害新型农药的研制与中试，小王整天和他一起泡实验室，每天都要忙到很晚才回家。
一天傍晚，张兴见小王脸色阴沉，用自行车推着铺盖卷到实验室来了。一问才知道小两口在闹离婚，原因是小王“成天不着家”。张兴见状一句话也没多说，带上妻子来到小王家，对小王的爱人说：“我今天是特意来向弟妹赔罪来了，你一个人又带孩子又工作不容易，兴林为了支持我研究农药顾不上家，所以，今天，我把你嫂子带来给你当保姆，但不收你们一分钱。”
一席话说得小王的爱人禁不住潸然泪下。小两口的矛盾化解了，小王的干劲也更足了。
精诚所至金石开
1992年10月29日，金秋时节。世界知名的杨陵农业科学城里又在“过节”——因为这里经常有新的科技成果降生问世，而每诞生一项新的科技成果，都无异于农科城的节日。这一天，张兴经过10多年苦心钻研的无公害农药“0.5%楝素杀虫乳油——蔬果净”的研制及中试生产，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在西北农业大学无公害农药厂全体同志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建成投产了！在陕西省科委、经委领导主持下，技术及投产鉴定会正在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位植保、农药学界的权威正在仔细地翻阅、审查着每一个细小的环节和数据。
“对昆虫天敌无威胁”。
“可使害虫产生拒食作用”。
“害虫难以产生抗药性”。
“菜青虫、银纹夜蛾、金龟甲成虫、芜菁叶蜂幼虫等咀嚼式口器害虫的防治效果在90%以上” 。
审查、鉴定着这许多权威单位检测、测定、验证的结果，鉴定权威们声声由衷地赞许并作出科学的评判：“产品国内领先，技术水平世界先进，为我国植物保护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为我国无公害农药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型的优良杀虫剂”。
1993年5月10日，在西北农大有关部门支持下，以张兴为带头人的“西北农业大学无公害农药研究室”成立了。
在之后不久举办的全国首届农业高新技术产品展销会上，“蔬果净”被评为“最受欢迎的产品”。一时间，无公害农药不胫而走，成了国内外发展绿色食品的必需品。各地客商纷纷前来洽谈生意，西北农大农药厂天天门庭若市，外商也闻讯纷纷前来要求合资办厂或包销。仅1993年1年，西北农大无公害农药厂就净赚13万元。
由此，张兴科研情况的报道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无公害农药研发热潮”。又有人上门来找张兴，出80万元购买该项技术。当有人得知这项技术已申报并获批了国家专利时，则开价200万元，要求转让。
有人说，张兴这下要“大发”了，一举成了“百万富翁”。
张兴听了，只是苦笑了一下。
1994年底，他突发奇想，决定在自己原有的无公害农药研究室的基础上，办一个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实体”，实行企业化管理和运作。经过一番缜密的思考，他把这个实体定位、定名为“西北农业大学无公害农药研究服务中心”。由此，以植物源无公害农药研制、开发及转化为主要方向的各项研发工作全面展开，无公害农药研发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研究项目、研究领域的快速拓展及研究人员的增加，研究场所实在难以满足需求。当时，学校用房仍然十分紧张。他原有的那间实验室当然远远不能满足研发的需要。他一直在思考着怎么办？通过学校解决，根本不可能。放到校外去，当然是个办法，而且有好几位企业家曾多次拉他，他没有答应。横了横心，他决定在校园里自己花钱建设这个中心。找到有关领导一谈，领导们二话没说，爽快地答应给他一块地皮，但支持不了一分钱。他说，只要给地就 其实他早已看中了一块地，就在他们那间实验室旁边，不仅能两边兼顾，而且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经与学校有关方面磋商，这块地皮很快就确定下来了。
他立马动手，在中心职工中自筹资金40万元，建设研究实验楼。开始，他只计划建一层，但打的是四层的基础。一则是当时筹钱太难，一下子达不到理想程度，但他又必须为后边的发展留下余地，打下伏笔，以免花冤枉钱。可建着建着就建成了两层。最后又横了横心，在二层顶上，建了大温室，专门用于养虫。没想到，建二层顶上的大温室的花费与建两层正式的楼层没太大差异，总建筑面积600平米。把他一下子陷了进去。
有人幸灾乐祸，有人妒忌眼红，有人不服气，有人落井下石，有人找他的茬说他们的建筑物遮了他人的光线，到各级领导那儿告他状的不少，并强烈要求学校拆除张兴的建筑。
他又一次体会到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要想真正做点事情，真难。自己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一直坚守与人为善的作人原则，从不损人利己。自己不就是想做点有益的事儿吗？为什么处处不顺？为什么总有人找自己的麻烦？他想不通。他也曾怀疑自己的这一选择是不是错了。
他和很多人就此探讨过，也向不少有经历、有见识的人求教。结果各种说法都有，让他无法确定。直到1999年年初，他才从北京一个朋友处得知消息，国家是允许这样做的。
果然，这年4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科技部、教育部、人事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7部委局联合颁发的《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规定》，终于给他吃了颗“定心丸”。
他的干劲更足了。
后来实践证明，他们建在楼顶的养虫温室确实是个妙招，解决了多少难以解决的问题，让他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到“万幸”。
2001年，他和吴文君教授等，在原有招收农药学专科和本科学生的基础上，联合申报了西北农业大学制药工程本科专业。而在此前，他们早就开始了博士、硕士招收培养工作，致力于新型农药研发和高级人才培养。
他清楚地记得，1997年，他的恩师赵善欢院士患病，他立即赶赴羊城，看望恩师。他是个特别重感情的人。他常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见到恩师，他才得知恩师因病语言表达不畅，只能用写字的方式与人交流。通过这次交流他也才得知，恩师调进并破格晋升了教授的那位师兄弟出国时，恩师作的担保。那位师兄弟出国不久，又要求解决妻子和子女出国“陪读”，结果他妻子及子女一出国，一家人就“蒸发了”，谁也找不见了。恩师没想到养了这样一个“白眼狼”，自己一生的清誉全让这个人给毁了。一气之下，才得了这场大病。临告别时，恩师在小本上给他写了一句话：“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把西北农大的农药学科办成中国农药学科的领头羊”。当时因为恩师有这样重的病，他没敢多说，怕说多了恩师心情不好。但他知道，恩师给自己下的这项任务太难完成了。当然，从内心深处来说，这项任务虽然很难完成，他还是有决心的。
2003年，他感到必须解决研发中试基地的问题了。再不解决，必将成为自己这个实体的“瓶颈”。当初由学校投资建设的西北农大无公害农药厂，本来应当担当中试基地的角色，并且自己的技术股占其中的15%，都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个中试基地的作用。虽然1993年厂子净赚了13万元，没想到市场风云变幻莫测，1994年却赔了11万元，后来竟不由分说把厂子承包给一个私人办，再后来又被另一家公司全盘收购，这个个体公司老板由此开始“胡整”起来，终于把好端端一个厂子搞砸、搞垮了。自己的那15%股份也打了水漂。
然而，筹建新的中试基地这一动议一提交到“中心”会上讨论，反对的声音最多、最大也最尖锐。尤其是和他一起“打天下”的老人手，绝大多数认为“中心”现在任务这么重，需要研发的东西又那么多，又不是没事可干，也不是没钱，何苦来？有的则认为不能再自己给自己加压了。就照目前的方式继续走，挺好啊，为什么又要折腾？
但他似乎看到了更远的将来，下决心干这件大事。在学校有关领导和部门的支持帮助下，很快在杨凌工业园区批到17.5亩地，中试基地开始建设了。
他也更忙了！
2005年年底，按照教育部的安排部署，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进行评估。评估专家组组长是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江树人教授——中国农药学科的著名专家。江树人还未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就给他打电话，要事先看看张兴和张兴的这个“中心”。张兴答应，也乐意让这位大专家给自己把把脉。此前，他曾给江教授讲述过恩师赵善欢院士给自己压的担子。
张兴迎接江树人教授到他的“中心”里里外外看了一遍，看的过程中，他向江教授作了必要的介绍。没想到江教授看后大为感慨地紧紧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你是中国农药学界的骄傲！”
张兴谦虚地说：“你们学校力量强大啊！”
江树人教授坦诚地说：“我不是当面恭维你。我说的是真话。我们中国农业大学农药学科虽然起步较早，人员不少，但目前有点分散。华南你赵老师那儿人也不少，但赵院士去世后……”说到这里，江校长说不下去了。
“我想请前辈多提指导意见。”张兴也一脸诚恳。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从1994年年底起步，到现在只有10年时间，教学与研究人员及研究生由2人发展到100多人，先后申请主持各类研究项目70多项，研发并注册新型农药30多种，申请获批国家发明专利30多个，鉴定科技成果10多项，发表高质量研究论文200多篇，其中40多篇被外国期刊收录，开展横向协作研究30多项，转让技术成果10多项，接受委托研究20多项……”江树人“如数家珍”般一通话说完，见张兴有些吃惊地看他，反而笑着问张兴：“我说得没错吧？”
张兴没想到这位前辈同行对自己的底细如此清楚，确实有点吃惊。
江树人不等他说什么，又道：“你刚才给我讲了1997年你导师赵善欢院士给你写的‘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把西北农大的农药学科办成中国农药学科的领头羊’这件事，赵先生虽然不幸于1999年过世了，但你却提前两年实现了他老人家的心愿，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你是赵先生的好学生！你走过的这条人生路，说明了一条真理：精诚所至金石开啊！”
率先垂范身作则
是的，江树人教授说得一点不错。
又是一个五年后的今天，张兴领办的陕西省生物农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门攻克较为超前的无公害农药技术及现代农业农药农田应用，拥有一批杰出的专家型人才，雄厚的人才储备是无公害农药开发研究的基础。“中心”现有2位博士后，21位博士生和43位硕士生，研究生及职工已发展到近150人。在科学研究方面，一直致力于天然产物农药、农用药剂学和害虫抗药性治理方面的研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新型农药研发、农药制剂加工、施药新技术和生物农药培育。在新型农药研发方面，主要进行药效高、选择性强、低毒安全农药新品种的创制，注重农药原料天然化；在农药制剂加工技术研究方面，致力于使高毒农药低毒化，低毒农药微毒化，并着力于使药、肥合而为一，促进农药杀菌除虫和健康农作物本身相结合；在施药新技术研究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和新技术，实现农药使用安全化；在运用生物工程技术培育生物农药方面，注重生产工艺现代化。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先后系统筛选了我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2000余种植物的杀虫、杀菌活性成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料。在植物源农药研究进程中，先后提出“无公害农药”、“农药无公害化”、“生物源农药”、“生物技术农药”及“植物保健与和谐植保”的新理念，创建了一个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型科研实体“陕西省生物农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该“中心”以“集产、学、研为一体，培育一流人才，研制新型农药，服务现代农业，保护绿色环境”为宗旨，创出了一条农科教、产学研一体化的新路子。
有人认真分析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风雨历程，尤其是先后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的各种各样的研发“实体”，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时代潮流的“大浪淘沙”，如今留下来的、仍然挺立于天地之间并进一步茁壮成长的，只有他这一个“中心”了。
每当夜深人静时，张兴总免不了“吾日三省吾身”。这已是他几十年的“习惯”了。他现有的这一摊人马，达到近150多人，现有的自建建筑物总面积已超过8700平方米，自费添置的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近两千多万元，无形资产已超过两个亿……
他的一位朋友了解了他的实际情况后，对他是如何管理这一大帮人员，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觉得他又是搞教学，又是搞科学研究，又是搞技术成果转化，又是搞生产经营，还得搞学术与行政管理，而他要管的又不是一般的人，绝大多数是本科以上毕业的“有本事”人，一多半还是硕士和博士。再说一个人的时间多少基本是个常数，就是全身都是铁，又能打几把斧头？
他领办的“中心”，下设化工原理、农药毒理、农药剂型、生物技术、化学制药、生物制药6个研究室，另有树木保护、优质农产品贮藏保鲜、化学生态等3个研究所，还有农药药效试验、中试基地以及分布在陕西省关中、陕南、陕北的6个实验实习基地……
没想到，他的回答很简单：靠制度，靠文化，率先垂范，从我做起。
是的，他的管理不是“人”治，而是“法”治，也就是靠制度、靠文化来管理。
中心所有的工作实行“四制”管理，即三级合同制、签到制、周工作计划制、周学术讨论会制。合同制下，制定并不断修订完善的管理制度达23个。这“四制”，从1990年起，他持之以恒地坚持实行了20年，其中三级合同一年一签。从今年起，他又增添了一制——月工作报告制，即要求每个职工每月提交至少1篇工作报告，主要是科研工作报告。
他创设的周学术讨论会制度已经坚持了20年，类似于学术“沙龙”，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很多“创新火花”都是在这个会上交流、讨论、激活的。
“中心”的企业文化是张兴从建设之初就特别注重的，而且在实践进程中不断地修订、补充和完善。包括宗旨、精神、特色、工作方针、企业意识等。其中企业意识包括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岗位意识、应急意识、客户意识、主人意识、创新意识、现代意识、风险意识、学术意识；五大精神包括团队精神、求实精神、奉献精神、创新精神、奋进精神。他的“中心”有6大特色：农科教、产学研“一条龙”；实验室平台——仪器设备齐全；中试基地——全国独一无二；智能温室——四季如春；人力资源——十分丰富；科研内容——非常广泛。他还坚持实施形象建设、温暖服务、执法监督“三大工程”，努力构建和谐“中心”。别的不说，仅由他率先组织的“绿神”羽毛球队，至今已坚持了20多年。“中心”有自己的标识，自己的服装，自己的网站。
尤其是随着近年来网络的发展，他感到这是一个广阔的“舞台”，必须充分利用。因而花了十多万元建起了一个自己的网站和网站内部管理系统，要求每个职工都要利用“中心”建立的这个局域网管理系统，每月向中心提交至少1篇科研工作或工作报告。通过报告，了解每个人的工作进展、思考和建议等，同时也等于每个人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工作小结、年终总结、申报研究项目、撰写研究论文等的一个基本素材的数据库。既有利于每个人的自我总结，也有利于“中心”检查、指导、发现和督促。张兴说，这也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他认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走一遭，名利二字是谁也免不了要追求的。但他觉得应当坚持“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古名”这个信条。如果仅仅为了自己一己的名和利，那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只有追求一种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一项事业是一群人的事业，不是一个个人的事业。我们这个“中心”，是全体“中心”人的中心，而不是我一个人的“中心”。因此，我办的这个“中心”虽然是个实业、是个实体，实行的是企业化管理，可能在一般人的眼中，花钱就是由我说了算，而且不可能认真执行国家的有关财经纪律。但实际上，我们执行得非常严格，我们年年都搞自我审计。所以学校审计部门对我们的财务管理一直是比较满意的。
听到这些，他的这位朋友意识到，张兴不仅是一个科研帅才，也是一个管理人才。他的管理理念、方法，他独到的眼光和洞察力，是一般科学家所不具备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坚持数十年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严以律己，以身作则，从而刚梆硬正地作了一个“大写”的人。
这时的张兴不由又想起了家乡的苦楝树。
苦楝，给他带来了痛苦的回忆，痛苦的恋情，也为他送来了无限美好的憧憬。
此时的张兴，正西装革履，外罩一件黑色风衣，奔波在祖国各地，作为国家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生物源农药创制与技术集成及产业化开发”项目的首席专家，为我国“生物源农药”、“无公害农药”事业的发展而忙碌着。
金风吹过，拂动了他的风衣和黑发。远看，他仿佛是一棵历经风雨的基本树，仿佛在告诉人们：“人若只为金钱活着，那太乏味了。我的奋斗目标不是当富翁，而是让人们享用绿色食品，享受没有遭受污染的环境。”
张兴的经历、性格、人品、精神，都使人不由得想到那一棵棵、一片片、一山山的苦楝树。不，他本身，就是一棵刚梆硬正的苦楝树，正如他是一个刚梆硬正的人！
哦，苦楝树，壮美的树！
哦，苦楝树，香甜的苦！
这一结果让他兴奋不已！
人逢喜事精神爽。一份运用川楝提取物研制新型植物杀虫剂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很快从他的笔尖流淌而出。导师赵善欢院士看后，喜忧参半。喜的是川楝素的探索取得了巨大进展，忧的是苦楝和川楝虽在我国南部尤其是大西南广为分布，但实际上到底有多大的资源量，不得而知。要从川楝树中提取川楝素，必须剥取川楝树皮，而树没有了树皮，也就无法存活，这就意味着伐木毁林。如何克服由此给生态平衡造成的影响？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带着这两个关乎这种植物源杀虫剂前途和命运重大问题带来的巨大压力，张兴踏上了云、贵、川一带进行实地考察的征途。
这是一次十分沉重的旅行！
他的大脑和双眼，在白天里全部开动了起来，而大脑每天还要运转到深夜。当他惊奇地发现沿途各地山丘、沟岔里，到处都是楝树的海洋时，蕴藏量之大令他激动得有些颤栗。当地政府领导无不自豪地说，制造农药所需要的楝树皮用量，在这几个省是微不足道的。只需将当地老百姓砍来当柴烧的那些树皮剥下来就足够了。但他仍不满足，仍然觉得这个理由不能最终令人信服。当他深入楝树林区踏勘时，森林工作者和当地群众的一席话，彻底打消了他和导师的忧虑。因为楝树在平川地带是高大乔木，而在山区则呈现半乔半灌状态，且楝树是速生树种，在山区属于薪炭林，今年砍一棵，明年会长出一丛。只需两年就能长到3米多高，这样就可以轮番连续砍伐。
当他和一位经济学家就此问题展开讨论时，经济学家又从经济理论上说服了他。这位经济学家告诉他，在经济规律支配下，有价值的植物会越用越多。因为当这种植物或树种变得稀少、名贵时，大规模的种植会自动开始。张兴被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深深折服了。
带着对大西南崇山峻岭考察后的喜悦和收获，张兴返回华南农大，当师生们看到他时吓了一跳，又黑又瘦的他差点儿让大家认不出来了！大家见张兴苦累成这样，忙劝他好好调养几天。他口头虽答应着，心里却想着当天晚上就“开夜车”。可谁知就在这天夜里，刚刚忙完工作，他就突然晕倒在地上……
后来他终于醒了过来，发觉怎么这么冷，用手一摸，怎么有水？他还以为自己尿床了，后来才发觉自己倒在厕所里。回到住处，照镜子一看，才发现自己满脸是血。原来他晕倒时右脸面被厕所的磁砖墙刮破了，掉了一大片皮。
次日，导师和同学们到医院看他，他用微弱无力、颤颤抖抖的双手，递给导师一份调查报告，然后将这次出差节省下来的100元钱交给一位师弟：“眼看家里要收秋了，没有钱就无法雇人帮忙，到手的收成会眼睁睁烂在地里。请你帮忙速给我家里寄去。”听到这话，在场的师生们个个眼圈都红了。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张兴当时的工资是75元，他每月得给家里寄25元养家糊口，剩余的50元钱全买当地最便宜的面饼，当时每斤已涨到2.6元，这50元钱全用于买这种面饼，也买不到20斤，平均每天不到7两粮！这对于一个青年来说，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张兴就只有“进一步勒紧裤带”这一条路可走……当然，他能熬到毕业，也少不了华南农大老师和朋友的支持、关怀与帮助。
没等病完全好，张兴就出院投入紧张的研究之中。由于脸受了外伤，因而他好多天无法出门，只好整天呆在实验室里干事。
通过大量试验和观察，他对昆虫学家的结论愈来愈钦佩。昆虫对自然界和人类有造成危害的一面，同时也有有利的一面。植物的养分、汁液引诱着昆虫，而昆虫在取食的同时又帮植物传花授粉甚至携带植物种子大量传播。无数植物在遭受昆虫为害后，还会因生理状况的改变而形成对自身损失的补偿，甚至会因受到刺激、损伤而生长得更加健旺。另一方面，人类对有机剧毒化学农药的研究和使用，不仅会对人类造成直接危害，而且会对自然和人类造成污染、致毒、致病甚至致死的不良后果，并且破坏了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这种共生共栖现象，使张兴的思路更加清晰，思维更加活跃。他在思考着一个全新的命题——如何让昆虫既不快速死亡，又不会给自然和人类造成危害。
沿着这样一条与众不同的思路，张兴开始向一个新的巅峰攀登。川楝素的生理生化特性、毒性毒理、治虫效果、增效配置、生产工艺、效价比较、制造成本……他都一一认真探索，终于发现，川楝素粗品比纯品效价还高！这一下可解决了大问题，提高效价和降低成本一举两得！更为宝贵的是，他夜以继日的实验，共筛选出200多种化学物质，找出了有用的增效剂！
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新型植物源农药是无公害的。它只破坏害虫的中肠，引起组织病变，阻断其中枢神经，导致虫体麻痹、昏迷，使其生长发育受到抑制而逐渐死亡，或在蜕皮变态时形成畸体，但不会致死。这就十分符合生态学家的观点。
1988年12月3 日，是张兴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是他的博士论文《川楝素制品对菜青虫生物活性的影响》进行答辩的日子。面对学术界前辈等答辩委员的严格挑剔，他侃侃而谈，时而引经据典，时而列举数据，时而照片说明，时而实物作证。7位答辩委员和数十个旁听人员听完他的陈述和答辩，一个个兴高采烈，7位答辩委员挥笔签署了一个凝重而满意的字眼：优秀。
一个月后，张兴又不失时机地举行了小试鉴定会，专家一致评价为“国内首创”！
起初，他还真有点不大自信。可当他的论文发表后，他才从世界各地寄来的100多封索寄论文全文的信件和论文在国际同行中引起的震动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面对即将返回西北的得意门生，赵善欢教授知道继续直接挽留张兴已不可能。前后10年师生关系，他早已熟悉了张兴对大西北苦楝树下那广袤的黄土地的深厚感情——这也是他最看重的一个方面。可他并没有放弃对这个高足继续挽留的决心和信心，而且早在一年前就埋下了伏线。
那是1988年上半年，赵教授趁张兴只顾专心作实验室内外杀虫效果试验分析和测试，无心他顾之机，再次通过农业部协调，一心想直接通过上层调张兴到华南农业大学工作。农业部领导满口答应。
西北农业大学接到农业部领导的指示，校党委书记刘光华亲自出马来到华南农业大学，通过与张兴面谈，得知张兴仍然不愿留在华南。原因是华南农大农药研究力量与基础仅次于当时的北京农大，并且研究水平与北京农大相当，而西北农大当时算上张兴，总共才两个人。张兴之所以不愿留下，主要是考虑西北农大农药学学科发展需要他回去。党委书记很受感动，见张兴在华南生活状况确实清苦，回学校后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由西北农大给张兴每月27元生活补助，并与农业部领导交涉，坚决不放张兴去华南。
农业部领导见是这样一个局面，只好再次出面协调，两校再次签订了一份专门针对张兴的合同。
为了使张兴能尽快取得较大的突破，赵教授还一再催促、支持张兴申请当时的国家教委优秀青年教师基金项目，从事西北地区植物杀虫剂的研究。张兴的《西北地区植物源农药的筛选》获得通过，并获得项目资助资金7.2万元。虽然现在看数目不大，但在当时算是大项目。因为那一批项目中，涉及农业的，全国总共只有6项。张兴与导师商量后，给导师那里只留了2万元，其余5.2万元带回西北农大，并向导师拍着胸脯保证：3年后给恩师报喜！
心情非常不好的导师又与张兴进行了一次长达整整一个上午的谈话。谈话中，赵教授给张兴“约法三章”：一是45岁之前不要从政；二是得干实业，实业与专业结合。理由是，“在我所有的学生中，目前看，只有你是干实业的料”；三是要与西北农大的同行好好合作，把西北农大的事情干好，使之成为中国北方农药研究中心。
张兴一一回答了恩师的“约法三章”。不仅45岁以前不从政，可以说自己从来都没打算从政。这一点，请老师放心。专业与实业结合，这是自己的最大心愿，会不惜一切去努力。这一点，也请老师放心，3年内保证建一座植物农药厂。至于办中国北方的农药研究中心就比较困难。因为有北京农业大学，他们研究阵容强大，基础雄厚，办农药专业历史悠久，和他们相比，自己恐怕不行。如果说办成西北地区的农药研究中心，经过一番努力，倒是有可能的。
赵教授沉吟片刻：“这个，你当然得努力。但我说的第三条，你不能有任何松懈，要努力争取！”
宝剑锋从砥砺出
头戴博士头衔、身揣小试鉴定证书和5.2万元研究项目资助金的张兴，一回到西北农业大学，顾不得享受和全家人终于团聚（他爱人和孩子均已由农村将户口转到西北农大，但却没有安排工作，老母亲也由农村搬来和他们一起住了）的喜悦和家的温馨，也顾不得侍奉多病的老母亲，更顾不得分心于家庭琐事，日日夜夜泡在办公室里设计新型无公害农药的生产工艺和流程，一心想尽快完成川楝素工业化生产的中试工作。
当时他回来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因为他被任命为兼职的科研和研究生秘书，办公室被安置在系主任的办公室里。他借了一张书桌、一个文件柜，前后在系主任办公室里坐了近两年。
当时西北农业大学公共用房确实紧张，为了要一间办公室、一间实验室，他“把腿都跑细了”，但还是没能要到。眼看给老师拍了胸脯的3年时间就要到了，自己有天大的能耐却无任何办法施展。面对自己“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处境，他没法不心酸。
当导师赵善欢教授从他打去的电话中得知这一情况，暗暗高兴，同时告诉他：“当时留校，你是首选，你没有留。你的某师兄弟留下了，已经被我们学校直接聘任为正教授了，他的爱人和孩子的工作也安排了。现在正在办出国读博士后的手续。”
听到这些，张兴有点黯然神伤。他听出了导师的话外音。他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打了个问号。这在以往，是不可能出现的。
见张兴电话中半天没有声息，赵善欢教授似乎察觉出了“情况”：“我这里的大门永远对你敞开着。”张兴无言以对。这个从来都不肯对任何人和任何事低头的汉子，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时隔不久，华南农业大学人事处来了一位处长、一位植保学院院长，到西北农大来“挖”张兴了。当时两个处长没有见张兴，而是直接找分管人事工作的一位副书记。这位副书记一听他们是来“挖”张兴的，毫不含糊地说：“要吃要喝要玩，怎么都行。想挖人，门都没有！”华南农大来的人坚持住在西北农大宾馆长达一周之久，大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劲头。可直到最后也未能成功。这是张兴事后才知道的。因为这段时间，他在找当时的校长张岳教授申请实验室用房。张校长虽然没能直接给他，但给他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他如获至宝，立马与有关部门联系，拿到了这间实验室大门的钥匙。进室内一看，还有几件设备，虽然坏了，但修理修理还可以用。这下他可高兴坏了，立即与助手王兴林一起，向学校有关方面申请获得批准，建立了“无公害农药研究小组”，着手新型“无公害农药生产”工艺研究。
然而，从科研成果到工业化生产，往往是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最艰难、最漫长的阶段和关口。有人称之为“瓶颈”。众多专家研究认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转化速度慢，大多是由于这一阶段难以度过，这一关口难以突破。
张兴却不信这个邪，他以他特有的方式，展开了全方位的冲刺。可是，各种困难和问题也纷至沓来。
首先碰到的，是他好不容易才要到的这间实验室，却有人来索要了，说是这个实验室他们要了很长时间了，学校有关方面早已答应给他们，所以现在应当归他们使用。
张兴找当时的有关领导，结果还是挡不住别人的索要。他横下一条心，不予理睬，硬着头皮坚持“占据”着这间实验室不让。为此，他遭受到各种“围攻”和“报复”。但他不管不顾，只是埋头进行着无止境的研究，跑遍了大西北的平原和山区，采集、筛选了700多种植物样品，为后来的扩大植物农药品种研究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其次是吃饭问题。全家5口人，仅他一个人每月119元工资养活，在上世纪90年代，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他拿出老办法，节衣缩食。每天早晚只喝稀粥，吃几个馒头，一碟咸菜，中午一碗面条。当时知道他家生活底细的人都把他称作“白菜泡面专业户”。就靠这点热量，他每天坚持工作17个小时以上，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可这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他就动员妻子和两个儿子帮他干活，后来有人告诉他可以雇临时工，他才恍然大悟，让妻子干起了临时工。但仍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只好抹开面子到朋友处借贷。
看着这种状况，妻子不得不动员他“出去挣钱”。他反问妻子，教师都出去挣钱，谁来搞教学，谁又来搞科学研究？妻子抱怨家里的日子过不下去了，长期这样借下去，到头来拿什么还？妻子还说，已经辍学在家的大儿子已下定决心要去广东打工谋生了。
其他的，张兴倒容易忍受。一听说儿子见家庭困难要外出打工，就禁不住一阵心酸。大儿子自小随妻子在农村，生活十分清苦，自己没能尽到作父亲的责任。由于家穷，大儿子产生了自卑心理，在学校里常常受人歧视甚至辱打，课程学习也越来越赶不上了，只好辍学在家。他作为父亲，很少替儿子着想。当时时语说“穷不过教授，傻不过博士”，不幸的是这两个“头衔”自己全摊上了。他苦苦思索了大半夜，自认为无力为儿子作出更好的选择，只好决定让儿子出去闯荡，临行给儿子200元钱，叮嘱儿子：“若是混不下去，就早点回来。”
生活的困顿虽也难熬，但毕竟不像科研经费那样难找，也不像科学研究那样难搞。为了多争取些研究经费，他申报了1990年的霍英东教育基金，却因科研多，教学时数少，教学工作量不足而未能获准。
有人瞅准了这个机会，找上张兴的门来，要买他的研究成果，一开口就出价7万元。他丝毫不为所动。可到1991年年底，他带回的那5.2万元课题费，花得只剩下2角7分钱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正在他犯难之际，出外打工时间不长的大儿子寄回两千元和一封信。信中说，他在广东一切都好。寄回的两千元是让家里买电视机的。多少年了，家里没有电视机，好羡慕别人家里都有。不能再让妈妈和弟弟受委曲了……张兴当即用儿子寄回的这笔钱买了一台电视机。晚饭后他打开电视机，让过年一般高兴的妻子和小儿子看电视节目，自己却一头冲进校园黑漆漆的夜幕中……
这一夜，他无心去他天天都必须去的办公室，也无心去每天必去的实验室，而是在夜色浓重的校园中漫无目的地散步，一声声脚步，是那样的沉重……
从第二天起，他开始为筹措科研费到处奔波，还效法儿子的办法，走出校门到有关农药厂搞技术承包。不久，他成了“大款”，手里握着几十万元的资金，又是添设备，又是扩大试验和研究……
在试验研究一开始，张兴曾采用以粗粉代替纯品的办法，一下解决了提高效价、降低成本的问题。但要想使之成为千千万万普通农民乐于承受、乐于施用的大宗农药，价格仍然是比较高的。他认真分析了川楝素提取过程中的所有环节，尤其是细节，觉得酒精提取这个环节所占费用最大。用什么东西能替代酒精进行提取且费用最低？一提出这个问题，一道灵光闪过他的脑际，他首先想到了水。经过反复试验，他终于成功地解决了以水代替酒精提取川楝素的问题，制造成本一下子大大降低！
一道难关刚刚越过，又一道难关接踵而至，直向他索要“买路钱”。这不，用水提取川楝素的问题终于解决的兴奋还未在脸上停留多久，脱水的问题又使他锁紧了眉头。用电加热烘干脱水，是个好办法，但刚刚降下来的成本又会翻上去。而且如果不能及时脱水，其有效成分将会被水解，其有效期就难以维持两年！
难，难，难，真是难。但他不畏难，而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又经过艰苦的探索，他采用真空脱水法，又顺利地越过了一道难关。
就这样，他一路“斩将夺关”，又先后攻克喷雾干燥、配方试验等一个个难关，向最后的胜利作更加勇猛的冲刺！
胜利在向他招手！
正在这时，又有人上门来买他的技术成果，开价15万元。他仍不为所动。没想到，风言风语来了，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什么张兴“发财了，成了富翁”，什么“经费来源及使用情况不明” ……听到这些话的那天，是个星期四。那天晚上整整一夜，他都愣怔怔地呆坐在办公室里，心如潮涌，一直持续到星期五，仍难以平静。星期五晚上，他一个人仰卧在西北农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看着满天繁星，思前想后，一直到凌晨2点多钟，直到在浓湿的草坪上朦胧睡去……
星期六晚上，他带着妻子，叫了几个学生，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学校举办的舞会大厅，让学生教妻子跳舞，他自己则默默地坐在一边，“认真”地观看，为大家看守衣物，其实是任那喧嚣的有节奏的舞步音乐声和舞者的脚步声猛烈地冲击自己的耳膜，不知不觉间，他竟然睡着了……
张兴原本不打算公开自己的这点小秘密。他觉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在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奋斗时作一个无名英雄。他不仅仅难过别人不信任自己、不理解自己，同时也对是否公开自己的这点小秘密拿捏不定。
关于经费的议论越来越多了，张兴迫不得已，坦诚地拿出一个账本，许多人看后无不唏嘘感慨，也无不翘起大拇指。原来，在当时不少人纷纷从事第二职业、竞相“下海”的大潮冲击下，张兴却把自己所挣的钱全用于实验室建设和科学研究，累计金额达20多万元！他的家庭生活那样清苦，他却从来不舍得拿出一分钱给家里花……
就在他凝神苦思、煞费苦心之时，他的身体也乘虚而入和他作起对来了：夜间经常呕吐，人也消瘦了许多，好多次晕倒在实验室里……人们每次送他去医院，他人虽然在病床上，心却在工作上，每次都是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再也不愿在医院多呆一分钟。
他的这种“全方位冲刺”还包括同伴及其家庭的各种各样的“工作”。
王兴林是他最早也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为了无公害新型农药的研制与中试，小王整天和他一起泡实验室，每天都要忙到很晚才回家。
一天傍晚，张兴见小王脸色阴沉，用自行车推着铺盖卷到实验室来了。一问才知道小两口在闹离婚，原因是小王“成天不着家”。张兴见状一句话也没多说，带上妻子来到小王家，对小王的爱人说：“我今天是特意来向弟妹赔罪来了，你一个人又带孩子又工作不容易，兴林为了支持我研究农药顾不上家，所以，今天，我把你嫂子带来给你当保姆，但不收你们一分钱。”
一席话说得小王的爱人禁不住潸然泪下。小两口的矛盾化解了，小王的干劲也更足了。
精诚所至金石开
1992年10月29日，金秋时节。世界知名的杨陵农业科学城里又在“过节”——因为这里经常有新的科技成果降生问世，而每诞生一项新的科技成果，都无异于农科城的节日。这一天，张兴经过10多年苦心钻研的无公害农药“0.5%楝素杀虫乳油——蔬果净”的研制及中试生产，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在西北农业大学无公害农药厂全体同志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建成投产了！在陕西省科委、经委领导主持下，技术及投产鉴定会正在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位植保、农药学界的权威正在仔细地翻阅、审查着每一个细小的环节和数据。
“对昆虫天敌无威胁”。
“可使害虫产生拒食作用”。
“害虫难以产生抗药性”。
“菜青虫、银纹夜蛾、金龟甲成虫、芜菁叶蜂幼虫等咀嚼式口器害虫的防治效果在90%以上” 。
审查、鉴定着这许多权威单位检测、测定、验证的结果，鉴定权威们声声由衷地赞许并作出科学的评判：“产品国内领先，技术水平世界先进，为我国植物保护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为我国无公害农药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型的优良杀虫剂”。
1993年5月10日，在西北农大有关部门支持下，以张兴为带头人的“西北农业大学无公害农药研究室”成立了。
在之后不久举办的全国首届农业高新技术产品展销会上，“蔬果净”被评为“最受欢迎的产品”。一时间，无公害农药不胫而走，成了国内外发展绿色食品的必需品。各地客商纷纷前来洽谈生意，西北农大农药厂天天门庭若市，外商也闻讯纷纷前来要求合资办厂或包销。仅1993年1年，西北农大无公害农药厂就净赚13万元。
由此，张兴科研情况的报道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无公害农药研发热潮”。又有人上门来找张兴，出80万元购买该项技术。当有人得知这项技术已申报并获批了国家专利时，则开价200万元，要求转让。
有人说，张兴这下要“大发”了，一举成了“百万富翁”。
张兴听了，只是苦笑了一下。
1994年底，他突发奇想，决定在自己原有的无公害农药研究室的基础上，办一个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实体”，实行企业化管理和运作。经过一番缜密的思考，他把这个实体定位、定名为“西北农业大学无公害农药研究服务中心”。由此，以植物源无公害农药研制、开发及转化为主要方向的各项研发工作全面展开，无公害农药研发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研究项目、研究领域的快速拓展及研究人员的增加，研究场所实在难以满足需求。当时，学校用房仍然十分紧张。他原有的那间实验室当然远远不能满足研发的需要。他一直在思考着怎么办？通过学校解决，根本不可能。放到校外去，当然是个办法，而且有好几位企业家曾多次拉他，他没有答应。横了横心，他决定在校园里自己花钱建设这个中心。找到有关领导一谈，领导们二话没说，爽快地答应给他一块地皮，但支持不了一分钱。他说，只要给地就 其实他早已看中了一块地，就在他们那间实验室旁边，不仅能两边兼顾，而且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经与学校有关方面磋商，这块地皮很快就确定下来了。
他立马动手，在中心职工中自筹资金40万元，建设研究实验楼。开始，他只计划建一层，但打的是四层的基础。一则是当时筹钱太难，一下子达不到理想程度，但他又必须为后边的发展留下余地，打下伏笔，以免花冤枉钱。可建着建着就建成了两层。最后又横了横心，在二层顶上，建了大温室，专门用于养虫。没想到，建二层顶上的大温室的花费与建两层正式的楼层没太大差异，总建筑面积600平米。把他一下子陷了进去。
有人幸灾乐祸，有人妒忌眼红，有人不服气，有人落井下石，有人找他的茬说他们的建筑物遮了他人的光线，到各级领导那儿告他状的不少，并强烈要求学校拆除张兴的建筑。
他又一次体会到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要想真正做点事情，真难。自己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一直坚守与人为善的作人原则，从不损人利己。自己不就是想做点有益的事儿吗？为什么处处不顺？为什么总有人找自己的麻烦？他想不通。他也曾怀疑自己的这一选择是不是错了。
他和很多人就此探讨过，也向不少有经历、有见识的人求教。结果各种说法都有，让他无法确定。直到1999年年初，他才从北京一个朋友处得知消息，国家是允许这样做的。
果然，这年4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科技部、教育部、人事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7部委局联合颁发的《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规定》，终于给他吃了颗“定心丸”。
他的干劲更足了。
后来实践证明，他们建在楼顶的养虫温室确实是个妙招，解决了多少难以解决的问题，让他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到“万幸”。
2001年，他和吴文君教授等，在原有招收农药学专科和本科学生的基础上，联合申报了西北农业大学制药工程本科专业。而在此前，他们早就开始了博士、硕士招收培养工作，致力于新型农药研发和高级人才培养。
他清楚地记得，1997年，他的恩师赵善欢院士患病，他立即赶赴羊城，看望恩师。他是个特别重感情的人。他常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见到恩师，他才得知恩师因病语言表达不畅，只能用写字的方式与人交流。通过这次交流他也才得知，恩师调进并破格晋升了教授的那位师兄弟出国时，恩师作的担保。那位师兄弟出国不久，又要求解决妻子和子女出国“陪读”，结果他妻子及子女一出国，一家人就“蒸发了”，谁也找不见了。恩师没想到养了这样一个“白眼狼”，自己一生的清誉全让这个人给毁了。一气之下，才得了这场大病。临告别时，恩师在小本上给他写了一句话：“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把西北农大的农药学科办成中国农药学科的领头羊”。当时因为恩师有这样重的病，他没敢多说，怕说多了恩师心情不好。但他知道，恩师给自己下的这项任务太难完成了。当然，从内心深处来说，这项任务虽然很难完成，他还是有决心的。
2003年，他感到必须解决研发中试基地的问题了。再不解决，必将成为自己这个实体的“瓶颈”。当初由学校投资建设的西北农大无公害农药厂，本来应当担当中试基地的角色，并且自己的技术股占其中的15%，都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个中试基地的作用。虽然1993年厂子净赚了13万元，没想到市场风云变幻莫测，1994年却赔了11万元，后来竟不由分说把厂子承包给一个私人办，再后来又被另一家公司全盘收购，这个个体公司老板由此开始“胡整”起来，终于把好端端一个厂子搞砸、搞垮了。自己的那15%股份也打了水漂。
然而，筹建新的中试基地这一动议一提交到“中心”会上讨论，反对的声音最多、最大也最尖锐。尤其是和他一起“打天下”的老人手，绝大多数认为“中心”现在任务这么重，需要研发的东西又那么多，又不是没事可干，也不是没钱，何苦来？有的则认为不能再自己给自己加压了。就照目前的方式继续走，挺好啊，为什么又要折腾？
但他似乎看到了更远的将来，下决心干这件大事。在学校有关领导和部门的支持帮助下，很快在杨凌工业园区批到17.5亩地，中试基地开始建设了。
他也更忙了！
2005年年底，按照教育部的安排部署，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进行评估。评估专家组组长是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江树人教授——中国农药学科的著名专家。江树人还未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就给他打电话，要事先看看张兴和张兴的这个“中心”。张兴答应，也乐意让这位大专家给自己把把脉。此前，他曾给江教授讲述过恩师赵善欢院士给自己压的担子。
张兴迎接江树人教授到他的“中心”里里外外看了一遍，看的过程中，他向江教授作了必要的介绍。没想到江教授看后大为感慨地紧紧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你是中国农药学界的骄傲！”
张兴谦虚地说：“你们学校力量强大啊！”
江树人教授坦诚地说：“我不是当面恭维你。我说的是真话。我们中国农业大学农药学科虽然起步较早，人员不少，但目前有点分散。华南你赵老师那儿人也不少，但赵院士去世后……”说到这里，江校长说不下去了。
“我想请前辈多提指导意见。”张兴也一脸诚恳。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从1994年年底起步，到现在只有10年时间，教学与研究人员及研究生由2人发展到100多人，先后申请主持各类研究项目70多项，研发并注册新型农药30多种，申请获批国家发明专利30多个，鉴定科技成果10多项，发表高质量研究论文200多篇，其中40多篇被外国期刊收录，开展横向协作研究30多项，转让技术成果10多项，接受委托研究20多项……”江树人“如数家珍”般一通话说完，见张兴有些吃惊地看他，反而笑着问张兴：“我说得没错吧？”
张兴没想到这位前辈同行对自己的底细如此清楚，确实有点吃惊。
江树人不等他说什么，又道：“你刚才给我讲了1997年你导师赵善欢院士给你写的‘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把西北农大的农药学科办成中国农药学科的领头羊’这件事，赵先生虽然不幸于1999年过世了，但你却提前两年实现了他老人家的心愿，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你是赵先生的好学生！你走过的这条人生路，说明了一条真理：精诚所至金石开啊！”
率先垂范身作则
是的，江树人教授说得一点不错。
又是一个五年后的今天，张兴领办的陕西省生物农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门攻克较为超前的无公害农药技术及现代农业农药农田应用，拥有一批杰出的专家型人才，雄厚的人才储备是无公害农药开发研究的基础。“中心”现有2位博士后，21位博士生和43位硕士生，研究生及职工已发展到近150人。在科学研究方面，一直致力于天然产物农药、农用药剂学和害虫抗药性治理方面的研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新型农药研发、农药制剂加工、施药新技术和生物农药培育。在新型农药研发方面，主要进行药效高、选择性强、低毒安全农药新品种的创制，注重农药原料天然化；在农药制剂加工技术研究方面，致力于使高毒农药低毒化，低毒农药微毒化，并着力于使药、肥合而为一，促进农药杀菌除虫和健康农作物本身相结合；在施药新技术研究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和新技术，实现农药使用安全化；在运用生物工程技术培育生物农药方面，注重生产工艺现代化。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先后系统筛选了我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2000余种植物的杀虫、杀菌活性成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料。在植物源农药研究进程中，先后提出“无公害农药”、“农药无公害化”、“生物源农药”、“生物技术农药”及“植物保健与和谐植保”的新理念，创建了一个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型科研实体“陕西省生物农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该“中心”以“集产、学、研为一体，培育一流人才，研制新型农药，服务现代农业，保护绿色环境”为宗旨，创出了一条农科教、产学研一体化的新路子。
有人认真分析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风雨历程，尤其是先后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的各种各样的研发“实体”，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时代潮流的“大浪淘沙”，如今留下来的、仍然挺立于天地之间并进一步茁壮成长的，只有他这一个“中心”了。
每当夜深人静时，张兴总免不了“吾日三省吾身”。这已是他几十年的“习惯”了。他现有的这一摊人马，达到近150多人，现有的自建建筑物总面积已超过8700平方米，自费添置的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近两千多万元，无形资产已超过两个亿……
他的一位朋友了解了他的实际情况后，对他是如何管理这一大帮人员，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觉得他又是搞教学，又是搞科学研究，又是搞技术成果转化，又是搞生产经营，还得搞学术与行政管理，而他要管的又不是一般的人，绝大多数是本科以上毕业的“有本事”人，一多半还是硕士和博士。再说一个人的时间多少基本是个常数，就是全身都是铁，又能打几把斧头？
他领办的“中心”，下设化工原理、农药毒理、农药剂型、生物技术、化学制药、生物制药6个研究室，另有树木保护、优质农产品贮藏保鲜、化学生态等3个研究所，还有农药药效试验、中试基地以及分布在陕西省关中、陕南、陕北的6个实验实习基地……
没想到，他的回答很简单：靠制度，靠文化，率先垂范，从我做起。
是的，他的管理不是“人”治，而是“法”治，也就是靠制度、靠文化来管理。
中心所有的工作实行“四制”管理，即三级合同制、签到制、周工作计划制、周学术讨论会制。合同制下，制定并不断修订完善的管理制度达23个。这“四制”，从1990年起，他持之以恒地坚持实行了20年，其中三级合同一年一签。从今年起，他又增添了一制——月工作报告制，即要求每个职工每月提交至少1篇工作报告，主要是科研工作报告。
他创设的周学术讨论会制度已经坚持了20年，类似于学术“沙龙”，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很多“创新火花”都是在这个会上交流、讨论、激活的。
“中心”的企业文化是张兴从建设之初就特别注重的，而且在实践进程中不断地修订、补充和完善。包括宗旨、精神、特色、工作方针、企业意识等。其中企业意识包括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岗位意识、应急意识、客户意识、主人意识、创新意识、现代意识、风险意识、学术意识；五大精神包括团队精神、求实精神、奉献精神、创新精神、奋进精神。他的“中心”有6大特色：农科教、产学研“一条龙”；实验室平台——仪器设备齐全；中试基地——全国独一无二；智能温室——四季如春；人力资源——十分丰富；科研内容——非常广泛。他还坚持实施形象建设、温暖服务、执法监督“三大工程”，努力构建和谐“中心”。别的不说，仅由他率先组织的“绿神”羽毛球队，至今已坚持了20多年。“中心”有自己的标识，自己的服装，自己的网站。
尤其是随着近年来网络的发展，他感到这是一个广阔的“舞台”，必须充分利用。因而花了十多万元建起了一个自己的网站和网站内部管理系统，要求每个职工都要利用“中心”建立的这个局域网管理系统，每月向中心提交至少1篇科研工作或工作报告。通过报告，了解每个人的工作进展、思考和建议等，同时也等于每个人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工作小结、年终总结、申报研究项目、撰写研究论文等的一个基本素材的数据库。既有利于每个人的自我总结，也有利于“中心”检查、指导、发现和督促。张兴说，这也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他认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走一遭，名利二字是谁也免不了要追求的。但他觉得应当坚持“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古名”这个信条。如果仅仅为了自己一己的名和利，那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只有追求一种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一项事业是一群人的事业，不是一个个人的事业。我们这个“中心”，是全体“中心”人的中心，而不是我一个人的“中心”。因此，我办的这个“中心”虽然是个实业、是个实体，实行的是企业化管理，可能在一般人的眼中，花钱就是由我说了算，而且不可能认真执行国家的有关财经纪律。但实际上，我们执行得非常严格，我们年年都搞自我审计。所以学校审计部门对我们的财务管理一直是比较满意的。
听到这些，他的这位朋友意识到，张兴不仅是一个科研帅才，也是一个管理人才。他的管理理念、方法，他独到的眼光和洞察力，是一般科学家所不具备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坚持数十年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严以律己，以身作则，从而刚梆硬正地作了一个“大写”的人。
这时的张兴不由又想起了家乡的苦楝树。
苦楝，给他带来了痛苦的回忆，痛苦的恋情，也为他送来了无限美好的憧憬。
此时的张兴，正西装革履，外罩一件黑色风衣，奔波在祖国各地，作为国家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生物源农药创制与技术集成及产业化开发”项目的首席专家，为我国“生物源农药”、“无公害农药”事业的发展而忙碌着。
金风吹过，拂动了他的风衣和黑发。远看，他仿佛是一棵历经风雨的基本树，仿佛在告诉人们：“人若只为金钱活着，那太乏味了。我的奋斗目标不是当富翁，而是让人们享用绿色食品，享受没有遭受污染的环境。”
张兴的经历、性格、人品、精神，都使人不由得想到那一棵棵、一片片、一山山的苦楝树。不，他本身，就是一棵刚梆硬正的苦楝树，正如他是一个刚梆硬正的人！
哦，苦楝树，壮美的树！
哦，苦楝树，香甜的苦！
责任编辑：江志利